争议地方在于，创文就老老实实创文，无事生非去罚老师款，并且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公开出来，希望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。对于这种粗暴做法，市民有意见，社会有差评，郴州创文本是好事却因为这个处理背负恶评——就算创文成功，这样的城市“文明”吗？

我们不是要否定创建文明城市这个事，实际上，在这个活动的推动下，许多参评城市都花大力气改善市容市貌、完善公共设施，清理陈年堆积的垃圾，改善城乡环境，创文给市民确实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好处。可同时，各地创文中执行走样，滋扰市民，违背创文初衷的事也屡见不鲜。

提高创文的知晓率，无可厚非，但其方式方法更应该是正面宣导、广泛传播，做不到春风化雨的高水准，但也别做粗野蛮横的下三路。在学校、在马路上随机抽查让人背诵创文知识，本就是用力过猛的做法，招致反感也在意料之中。正像贺红梅说的那样，她没有义务去配合创建办超纲的“自选动作”，她反感的不是创文，而是层层加码的变态执行。

创文一旦启动，就很容易成为行政体系的头号任务，那些吃财政饭的市民很容易被强制纳入创文的第一方队——他们承担适当义务是可以的，但以吃财政饭为理由，让人家承担无限义务就很扯淡。郴州创建办最该反思的是创文手段的有效性，而不是着急去下达威吓惩罚。

根据郴州方面的意见，处罚两位老师的依据不是师德有亏，而是“违反公职人员纪律，造成恶劣影响”云云。首先，两位老师拒绝抽检，是对无限制、无底线创文执行条款的抗议，无法构成违纪；其次，现在看来，造成恶劣影响的其实是创建办自己，那是不是创建办要自罚三杯？

正常的创建行为，应该从两位老师的态度中多多反思，创文是不是有不到位的地方？是不是更应该用符合常识、因应人性的方法去取得成果？创建办最该反求诸己，而不是将创文的一揽子压力全盘推给社会。

郴州以违纪来惩处教师这个事，已经超出了违纪与否的讨论范围，在全国算是有了“名声”——但这个名声绝对是不好的，弄出这么个结果，郴州创建办的拙劣操作不仅不文明，更降低了创文工作的社会评价。

要看到的是，创文工作时用力过猛的现象不只发生在郴州，在武汉也有过，要求全市市民背诵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。正因为有一些不好的事例，创文工作在民众心目中的印象也是褒贬不一。郴州这次不问青红皂白处理到具体人，影响郴州创文事小，给创文事业添堵事大。

郴州方面近日表示，针对两位老师的处罚尚在申诉期，当事人可以按照程序申诉。看起来好像持很开放的态度，其实在当地层层压力之下，教师有多大的维权余地，很耐人寻味。事实上，即便教师不去申诉，也不影响民意对处罚失当的判断。民意对于那张罚单的不忿如此强烈，不文明的创文行为可以休矣。

总的来说，郴州今年创文已处于最后的阶段，出了这么一件极具争议的罚单事件，看似偶然，实则上是郴州没有正确理解创文精神的具体表现。创文指标数以百计，但郴州用力过猛的执行，背离了创文初衷。这种教训，其他城市也该吸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