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英国留学、工作期间，我曾短时间住在爱丁堡，结识了Stephanie和Ross夫妇，他们同样是传教士。
Stephanie是清洁工，Ross是屋顶修理工，他们都没有上过大学，十七八岁时离开家，一切都是自己决定。
他们的想法很简单，先工作，做力所能及的事，挣了钱再做些自己更想做的事。还在学生时期，他们就定下了自己最大的理想——传教并筹款重修社区内的教堂。
Stephanie和Ross的工作谈不上体面，比较辛苦，但收入和生活没有问题，一样银行按揭住独门独栋的大House，一样出国旅游，只是需要精打细算才行。
尽管有些拮据，他们仍乐此不疲地做志愿者。早些年去非洲的马拉维为当地人修房子、开英语课、做医院护工等，余暇时间就传教。
我是不信教的，但每每想到他们，总像经受洗礼似地肃然起敬、心生感动。
除了信仰的感召力外，无法想象他们那么早就规划好了人生的路径。
我十七八岁时在干什么呢？在备战高考！
中国的改革中，恐怕没有比高考改革尺度再大的了。1993年北京市与“三南”地区（湖南、云南、海南）第一次实行“高考3+2”——语文、数学、外语必考，作为文科生，其它两门我考的是政治和历史。
我当时在北京的一个重点中学，是个传统意义上有口皆碑的“好学生”，其实成绩在高一、高二时也就是中上等，但最听老师的话，特别是高三备考，几乎达到了“辟谷”的境界。
每天就是“抠斥”课本上的这些事儿，反反复复，字斟句酌。我对老师的服从是超过了100%，关闭了官方教育之外的一切旁门左道。
学校附近的书摊，抬眼望去，一排挂着的都是《我是你爸爸》、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对我而言却没什么吸引力，老师在家长会上早就定性了：王朔、金庸的小说，不算非法出版物，但肯定与学习、高考没什么关系。
记得一位高三同学在模拟考试的现场昏倒在地、全身抽搐、口吐白沫，那时还是班长的我，第一个冲过去扶起她，和几个同学把她抬到医务室，并送上救护车。回到教室，我继续做卷子，尽管身边的同学已经乱作一团、惶惶不可终日了。
最终的高考成绩出奇地好，几乎是“状元”级别的：全年级排名第二，进入北京市文科前30名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。
不过，除了成绩，我并没有感觉与原来相比，自己有什么进步，我依旧搞不清楚未来的方向。
若干年后，我作为英国大学的员工，出任中国区首席代表时，耳边总有这样的声音：“老师，您看我学哪个专业好？”我会冠冕地说，你应该服从自己心底的声音，不要受世俗的干扰……其实我只是没好意思说，高考报志愿时我同样是心里白茫茫一片。
这算什么“高材生”？我一直没觉得“高考状元”有什么值得自豪的，不过比别人多了些死记硬背的本事而已。
而由此养成的“恶习”，就仿佛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露事故，造成的污染经久不衰。
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高考之后的二十年间，我始终在为摆脱原有的学习习惯、思维方式而挣扎。
咱们的文化中，本来就有一种被动选择的倾向。谦卑、礼让的传统思维，又加上统一答案、统一思想的教育理念，让我的独立思考能力不断下降。
生活中哪里有那么多现成的答案可选呢？独立思考、自己的选择、选择的勇气真的很重要。
青春年华很多时候都耗费在老师或教参总结的“中心思想”上了。
白岩松在《白说》一书中这样评论中国教育：
名著之伟大从来不在于它所谓的“中心思想”，而在于围绕找个“中心思想”，它拥有太多人人心中有而个个笔下无的动人细节，正是这些细节，诠释了种种亘古不变的真理。
这些被体制定型的方式、方法，使教育与文化彻底脱钩了，没有文化感的教育，简直变成了酷刑！
应试教育的桎梏，对学生而言，除了在意识形态上不犯错误，剩下的就只有精神上、思想上的荒芜了。
高考后，我用二十年的痛苦挣扎——几乎付出了比学生时代更长的时间“拨乱反正”，才真正明白，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，由此推理，都听老师的，也没有什么好结果。
对官方鼓吹的“好”，我们更要多长个心眼儿。
牛失去野性，人失去天性，统一的世界认同的标准下，统一的“三观”制约下，一切归于自上而下的秩序，这不就是秦始皇陵里成百上千的兵俑步调一致、统一的整体吗？这不就是那种秩序化的个体淹没吗？人为制造的舆论、集体无意识，已经凌驾于个体之上，并胁迫个体屈服于统一意旨。——拙作《海归王小波印象：被“性”掩盖的〈黄金时代〉》
高考状元没能回答出来的问题，其他同学也有压力，几乎是整个民族的共同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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